在欢呼胜利的同时,我如何进行下一步安排?曾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秘书的程远行,是这样回忆的……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

在欢呼胜利的同时,我如何进行下一步安排?曾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秘书的程远行,是这样回忆的……

程远行。1929年出生,20世纪50年代初,被外交部选派去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 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秘书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伊始,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 个国家上交提案(简称“23国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表决结果显示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23国提案”宣布通过那一刻,支持中国的代表们全都站了起来,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25日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毛泽东指示要不卑不亢

面对这样一个喜讯,外交部却面临一个现实的抉择:立即派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还是等明年联大再去。

最初,周恩来及外交部负责人认为事情来得突然、立刻派团去纽约有些紧张,可考虑先派一先遣组出席26届联大,看看情况再说。

毛泽东否决了这一提议,他对周恩来等人说:“我过去讲过,不急于进联合国,那是老皇历。现在不算数了。”

当听到外交部建议派先遣组去26届联大时,毛泽东果断地说:“为什么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发来电报,我们就应该派代表团去!”

毛泽东亲自点将,派乔冠华率团前往。在同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谈话时,毛泽东指示: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今年联合国打的这一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各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我们要感谢他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骄傲使人落后,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泽东这些话,意在提醒乔冠华等人,在前方,既要注意调查研究,也要放开思想,不要被一些框框所束缚,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要瞻前顾后。这显然是毛泽东对乔冠华等人的莫大信任和鼓励。

毛泽东还说:这次去联合国与1950年去联合国不同,不是去告状;是在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以呐喊、声援。“要学阿庆嫂的精神,不卑不亢。”就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的方针向中央写请示报告时,乔冠华在文中用了“不卑不亢”这个词,还在后面加上了4个字——“落落大方”。

从此,“不卑不亢、落落大方”8个大字,成了中国外交官必须履行的起码要求。

毛泽东选乔冠华率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观察是正确的。乔冠华很早就与美国打交道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乔冠华去联合国告了美国一状。那时,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等各种美国武装人员纷纷进驻中国台湾。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和顾问乔冠华受命前往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乔冠华是李克农的助手。在板门店谈判时,有一次联合国军代表突然问中朝军事代表:“请问这场战争你们要打多久?”对此,乔回答:“你回去问你们司令去!”

此后,乔冠华还随周恩来出席过日内瓦会议。

后来,乔冠华长期主管美国事务。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乔冠华对基辛格秘密来访的每个细节,诸如接待方案和会谈方针及中央精神了若指掌。中央选定乔冠华任代表团团长出席26届联大是正确的。

197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顾问席(前排左二为程远行)

罗斯福旅馆挂起五星红旗

飞机一落地,代表团成员以掌声报谢法航的成功飞行。乔冠华走出纽约机场,出面迎接的官员是联合国总部礼宾司司长和不少安全官员。

礼宾司司长向乔冠华表示:“我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向乔团长和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和良好的祝愿!”他们安排中国代表团下榻在纽约中心的五星级酒店罗斯福旅馆。这时,中方先期派到纽约的先遣组组长、代表团一等秘书高梁也相机向乔冠华团长汇报了联合国总部对先遣组的帮助。乔冠华就此事向联合国礼宾司司长表示谢意。

为了向纽约人民表达一下良好的愿望,乔冠华还发表了机场讲话。后来听说,安排代表团团长在机场讲话一事,纽约没有先例。随即,一辆黑色的林肯霸王车轻轻地开到了乔冠华的面前,4名身穿西装、佩带漂亮领带的美国保镖熟练地围了上来,照顾乔冠华上车。

在罗斯福旅馆门前,乔冠华在4名保镖的陪同下走进了罗斯福旅馆。旅馆大门上方、二层楼的窗前,悬挂着一面很醒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旅馆是中国先遣组与联合国方面予作安排的。考虑到53人代表团的安全、方便和互相照应,先遣组把罗斯福旅馆14层全部房间包了下来,安全保卫工作交由纽约市警察局负责。乔冠华的卧室位于14层左角一最大的套间,迎面一大盆鲜花,令人感觉舒畅。

1971年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代表团抵达纽约后,向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挥手致意

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祝贺

抵达纽约的第三天,联合国礼宾司司长安排乔冠华等人去拜会联合国26届大会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会见中,乔冠华感谢马利克主持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遵照联合国宪章,为世界和平做出努力。马利克向乔冠华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这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的工作。

经与联合国礼宾司司长商定,11月15日上午10点半,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将在礼宾司司长引导下进入联合国会议大厅就座。11月15日上午10点整,我和几个代表团成员先行坐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后排顾问席上等候。平时,联合国大厅出席听会的人,像蜻蜓点水似的,东一个西一个,总共也不过几十人,而当天上午10时,大厅里座位已经爆满。当我面对大厅正出神时,马利克宣布:现在大会暂停一般性辩论,让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26届联合国大会。

顿时,会场上各国代表的双眼都盯上了主席台左面的大厅入口处。

为首的乔冠华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大大方方地在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的引导下走进大厅,缓缓走到写有“中国”标牌的座位。当乔冠华正要坐下时,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不顾会场秩序,一拥而上,要和乔冠华握手祝贺。接着,在乔冠华座位旁边的过道上,涌上来祝贺的人很自然地排成了一个长队,一个挨着一个,井然有序。各国团长向乔冠华先报名、后祝贺,还要说上一两句祝愿的话。

当大会主席宣布继续开会时,在乔冠华面前争相握手的人,仍不见少,只是握手快了些,话少了些,声音低了些。

大厅气氛稍微安静一些后,马利克讲了一段对中国代表团到来的欢迎词。他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在马利克致词的带动下,各国代表团团长纷纷报名上台发言,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据大会的秘书处当天的统计,这天上台发言的活跃程度打破了近年来大会发言的纪录。一天下来竟有57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有的代表已报了名,由于时间原因没被安排上台发言,大会秘书处只好将他们的几句欢迎词和对中国祝愿,印成文件次日分发。

大国说了算,要联合国干什么?

长期以来,美国操纵联合国,反华、排华事件从没中断,常常无视安理会的工作程序,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致使安理会有时变成了他们的表决机器。此风不整,难以服众。1971年,随着基辛格秘密来华,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转缓迹象,但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的状况是否会有变化,一时还难下定论。苏联的对华政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略有变化,开始了边界谈判,但在中国东北部边境,仍陈兵百万,虎视耽耽。

中国历来反对大国操纵安理会,反对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大国霸权主义。乔冠华当时对我说:“来联合国一次,不能只发个言就走人,其他事都交别人去干。如果发现联合国的弊端、特别是大国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我们不能置若罔闻,必须及时表明我们的立场,不能让这类行为文过饰非,得过且过。我们该说的说,绝不妥协,该让的让,绝不含糊。正如毛主席嘱咐的,‘看准了的,该说就说’,不必左顾右盼。”

有一次,乔冠华出席安理会,期间出现了大国操纵安理会的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会议的有关原则规定,这可把乔冠华惹急了。那天,安理会是要协商解决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理事会,要通过协商,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决议,以呼吁尽早结束该地区的战争状态。然而,会议却开得十分霸道。

原来,美国在开会之前,经理事会主席同意,拿出了一个中东问题的决议草案,征得联合国秘书长的默许,然后就要提交安理会举手表决通过。他们还商定,在通过这一决议时,不必再征求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代表的意见,也不必让其他理事国代表发言,立即举手通过就算定案。当时,我坐在顾问席上,也感觉到安理会上的气氛有些怪怪的。就在这令人有些透不过气来的关键时刻,乔冠华又看了一遍决议草案,仍认为决议案内容有很大的妥协性,不能同意,但考虑到当事国的态度,也不便提出反对或否决,只好在通过决议之前发言,讲讲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对决议中某些妥协性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

正当安理会主席提出要举手表决时,乔冠华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底气十足地大声疾呼 :“我抗议!我在安理会要求发言,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他的抗议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引起的震动也不小,各国代表都被震得目瞪口呆。这可是安理会有史以来很少发生的事情。多少年来,谁敢对大国操纵会场说个“不”字?安理会主席这时不知道这个会议应该怎么往下开。中国代表的要求正当合理,不准常任理事国发言是违章的。怎么办?中东问题的决议,也不能悬在那里不管,为此他十分尴尬。美国代表也觉得此事事先有些没沟通好,有些理亏。他们虽然心里不服气,却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乔冠华的抗议。

安理会主席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下午再接着开。各国代表正准备离开安理会会场的那一刹那,安理会主席到乔冠华的座位旁说:“请乔先生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商量一下,下午这个会应该怎么开。”乔冠华二话没说,站起身来,单刀赴会。

那天中午,乔冠华在代表团驻地对我说:“安理会的不正之风,不改不行。什么都是大国说了算,还要联合国干什么?”

午饭后,乔冠华修改下午的发言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稿件上加了几句,对安理会大国说了算的行为进行了指责。

我们走进安理会会场,座无虚席。似乎各理事国的代表及其助手都来了。我估计,安理会各国代表都想到会看看下午这台戏怎么唱。有的人是要看看中国代表如何触动安理会长期形成的弊端;有人是要听听中国代表就中东问题的发言;也有的人大概只想“坐山观虎斗”。

1972年10月,乔冠华(右三)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后院与美国4位安保人员合影,左一为程远行

大会主席准时宣布下午开会的程序,接着他说:“现在就中东战争的决议听取各国代表的意见,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发言。”

不言而喻,主席所宣布这句话,是他与有关方面协调一致的决定,有一定的权威性。

关于大国操纵安理会的行为,乔冠华也没绕弯子,一针见血地说 :“联合国演变到今天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大国说了算,要联合国干什么?”

乔冠华的这一发言,出于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感,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中肯的呼吁,切中要害。当乔冠华在联合国众横捭阖之际,中国台湾方面正策划企图暗杀他。好在暗杀计划被我们及时掌握,并向美方作了通报,最终有惊无险。中国加入联合国,加上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后的访华,中国很快迎来第二个建交高潮。据统计,1971年至1972年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33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中国建交国有32个,60年代有18个,1970年仅有5个。

迎接代表团归国

12月19日,圆满完成任务后,乔冠华和随行人员飞离纽约,经巴黎,直飞上海归国,乔冠华还要负责迎接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情。十多个小时后,飞机终于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飞机降落时,我发现上海政要大部分来到机场,并排成一队,在等候飞机舱门打开。停机坪上,不少群众手举彩旗,高呼口号,以示欢迎。

上海市外办的礼宾官在一片欢呼声中把我们一一安排上了车。车队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由慢逐渐加快,开出了虹桥机场。我们很快到了锦江饭店。

第二天,我们乘机离开上海,准时抵达北京。飞机即将着陆的一刹那,我们鸟瞰下方,停机坪上红旗、彩旗迎风招展,停机坪上还站着周恩来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几年来,外交部礼宾司组织群众到机场参加活动的规模,有明文规定,如国家元首来访,组织5000名群众到机场欢迎;政府首脑或外长来访,组织2000名群众到机场欢迎,而乔冠华一行这次回国竟然安排4000名群众欢迎。到机场迎接乔冠华一行的国家领导人极多,规格太高,大为破例。

飞机舱门一开,乔冠华就急忙走下飞机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一握手致谢。当我们绕场一周到最后一个群众方阵时,突然听到群众队伍中有人叫我名字, 有人叫爸爸。正发愣中,我发现女儿在喊我,原来我爱人拉着我女儿在向我打招呼。我很高兴,立刻跑过去摸摸女儿的头,然后匆忙归队。事后得知,这次破格迎接是毛泽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