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因为开办“洋务”和推行“新政”的需要，清廷开始大规模往国外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的本意，是希望这些学生在国外习得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管理理念，以帮助清廷办理洋务，革新制度，巩固清廷统治，为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续命。然而事与愿违，这些留学生很多都参加了革命，成了清朝的掘墓人。这是颇值得思量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岁时随美国牧师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后即归国投身洋务，促成了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清廷派遣留学生由此肇始。但就是这么一位留学始祖，洋务先驱，到了花甲之年，居然就成了革命党，拄着拐杖也要造大清的反。

早期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检视其主要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留学生，黄兴是东京宏文学院的，宋教仁、胡汉民是东京法政大学的，陈其美是东京警监学校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连鲁迅这样与政治毫不相干的医科生都加入了光复会。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公派留学生，路费、学费、生活费全部由清廷支出，以1907年为例，仅生活费一项，清廷就要为这些留学生支出十余万两白银。

这些公派留学生花着清廷大把的公帑，既不想着怎么报答清廷的“恩情”，也不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好好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却整天专想着革清朝的命，以致于想专心学习的留学生不得不远离东京这个“造反中心”，去其他地方念书。

以黄兴为例，清廷本是派他去日本学师范的，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弃文从武搞革命了。蔡锷本是去学商业的，结果又是一年不到，就肄业去读陆军士官学校了，要暴力推翻清廷。

造反的风潮到底有多严重呢？据当时国内舆论的估计，在日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至少有十分之一。梁启超的说法是“万余留学生从之者过半”。后来孙先生则回忆：“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是一万名学生”，这里的学生当然是指在日的留学生。最可笑的，清廷通过考试从留学生中选拔的官员中，参加了同盟会的也有49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更是夸张的表示，这些留日学生无一不是造反派。

清廷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仅未能挽救统治危机，为大清王朝续命，还培养了一支推翻其统治的生力军，这是相当滑稽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天下并没有天生的造反者，这些留学生派出去的时候大概是无一不想着学成归来报效朝廷，然而一旦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情势就不一样了。

据亲历者的回忆，他们一来到外国，立马就感受到什么是“天壤之别”。外国的“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都是清朝无法企及的。

凡事最怕比较，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在鲁迅等人组织的绍兴同乡恳亲会发出的公函中就有这样的语句：

身从黯云苦雾中来,而忽睹天地重清,河山有主,顾瞻风光, 非我国土,则爱国爱乡之心不觉怅然其盆涌。

看到没，刚一出国，故土就是“黯云苦雾”了，来到了外国，觉得天地都“重清”了。

然而觉得大清不行是否就一定会造反呢？也不一定，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清朝再不行也是他们的故土，外国再“善”再“美”也是异国，何况他们花的还都是清朝给的银子。

关键还是清廷的表现让他们看不到任何改良的希望。

1903年，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提出7项无理要求，全国哗然，纷纷反对，拒俄运动爆发，清廷不外争国权而只知对内镇压，这是留学生离心离德的起点，黄兴等人就是这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新政推行了五年终于要“仿行立宪”，仔细一看，居然还只是预备立宪，且不知要预备到何时。

1908年，众人翘首期盼的二十三条《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出台，君上大权14条基本照搬了《明治宪法》，而且还有所扩大，臣民权利义务却较《明治宪法》大大减省，还放在了附录里。

至此，留学生群体基本已不对清廷抱有希望，在日的保皇党都开始大量加入同盟会了。徐锡麟解释为何要恩将仇报刺杀恩铭时的一段话就部分揭示了当时留学生的心态：

“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恩铭，乃是排满公理！”

造反已成为留学生心中的公理了。

对这一情势变化，梁启超先生有段话可谓一语中的：

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可见，与其说是这些留学生要革清朝的命，不如说清廷自己就是灭亡清朝的最大革命党。